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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经筵要落到实处,具体要求更严,日讲官们最好住到文华殿里时时教导天子,同时六部对于大事应直接呈览天子,以便天子问询。
第三条,管志道要求天子畅通言路,不以廷杖伺候言官。
之后管志道又分言选擢人才、宗室、河漕、九边之事,可以说是朝中大事都照顾到了,但不管什么事都直指张居正未做到位之处,张居正听了自是恼怒。
管志道是苏州太仓人,隆庆五年进士,是柳贺的同年,又是王锡爵的老乡,耿定向的门生,又与罗汝芳等人交好,算是王学门人之一。
柳贺觉得,他这疏上得看似有理有据,各条的弊端也都讲得清楚,可惜正是因为过于完美,真正实践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
这也是隆庆朝、万历朝王学门人的缺点,他们走的是游说当政者的路线,于学问上颇有建树,但说事容易做事难,就以经筵日讲举例,哪个翰林官愿意住到文华殿里?
再说议政一事,如张居正这般强硬的首辅直接拍板,事情做起来反倒容易。
可给机会让阁臣、九卿并詹事府五军都督府主官一道议论,十几个人,又几乎都是文官,嘴皮子可以说是大明最溜,毫不夸张地说,叫他们议政,事能不能早些办完另说,吵架恐怕都要吵上数回。
何况天天开会,事情究竟谁去办?
河漕事他自己办过,照管志道的说法,朝廷不应当只倚重南税,可以暂停一年漕运,将这些漕粮用来资助河工、兴修水利、赈济救灾,理由是如今北方安宁,京储可支。
柳贺只能说,这是理想主义者想象中的美好状态,漕粮不运至京城,只仰赖京储,只要北方出了任何事,就能打朝廷一个措手不及。
且漕粮抵京是太/祖朝时便定下的政策,一朝更改,不说河漕本身受的影响,到时候怒骂内阁改祖宗之法的恐怕都不知凡几。
张居正一怒之下,又将管志道踢到了广东任按察佥事。
可以说,朝中官员们如今已经习惯了张居正遭门生弹劾的现状,刘台开了头之后,其余隆庆五年的进士仿如前赴后继一般。
后人或许会说,是张居正为官霸道致使门生们纷纷弹劾,但柳贺觉得,这也是如今师道无存的证明。
不过管志道奏疏中有关削藩的部分,柳贺仍是细细读了。
……
再过半月,朝廷中果然有风声传来。
事
实上,官员包括藩王都清楚,张居正必然要对藩王动手,只是不知他会选在什么时候动手。
自张居正任内阁首辅以来,实事干了不少,考成法是铺垫,主要是让官员们为他所用,在那之后,他改河漕、清丈田亩、行一条鞭法,本质上都只为一桩事——挣钱。
河漕合并一方面是为了整治水患,还黄河沿岸百姓以安宁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漕船能够顺利通行。
漕船所涉,仍是税银。
但张居正再能挣钱,也抵不过败家子多。
到这个时候,削藩已经势在必行了。
只是众人不知,为何要叫柳贺掺和进此桩事里,莫非柳贺有九条命不成?
“元辅恐怕还在记恨柳泽远弹劾了陈三谟与曾士楚。”
“满朝文武都不敢上门劝元辅,柳泽远却反其道而行之,谁知他究竟是为了规劝,还是为了自己在士林中的名声呢?”
“宗室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惯了,纵是以元辅之能,此事恐怕也难以收场。”
“柳泽远当真……唉,元辅门生难当啊。”
柳贺进翰林院时,众翰林看向他的目光都带着同情之色。
柳贺心道,张居正还未和他正式谈话,若真要叫他去削藩,他现在名不正言不顺,削哪里的藩。
恐怕还没轮到他削别人,别人先把他给削了。
但能名正言顺削藩的话……升官太快会挨骂吧?
这就是太有能力的苦恼啊。
于慎行见了柳贺,不由道:“泽远,你如今怎么还笑得出来?”
柳贺道:“可远兄,满朝皆知削藩势在必行,就算不是我去,也非得有人去不可,我既为朝廷命官,怎能因事情为难便畏缩不前?”
“也只有你会这般想了。”
“眼下事情还未定,元辅也未给我一个章程,谁知此事究竟会如何?”柳贺道,“既然如此,又何必苦大仇深?”
会推
张居正与马自强都提前给他放了风,削藩又是个苦差,但未必没有人会和柳贺抢,毕竟自张居正当政以来,官员若是受他器重,升官可谓十分轻易,吴桂芳、张学颜等人皆受他提携,在六部尚书的位置上稳稳坐着。
为他办事,风险越大,回报自然也越大。
柳贺不管京中传闻如何,依旧办着自己的事,申时行、王锡爵也听说到内/幕,与柳贺低语了几句。
若要削藩,必然是经礼部,柳贺想要名正言顺,他就得提前将礼部侍郎的位置瞄准了,然而经詹事府少詹事一步迈入礼部侍郎,难度可谓不小。
因而张居正也是先放出风声来。
自张居正回京后,柳贺也只是在朝会上见过几面,夺情之事到此时看似已经揭过,可张居正心中究竟是如何想的,柳贺也不明白。
京中皆知张居正有意叫柳贺去削藩,可柳贺到张府时,张居正却并没有约见他,不知是否因为夺情一事心中恼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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